石巢四种

　　“石巢四種”是明代戲曲家阮大鋮的四部戲曲的合稱。阮大鋮（1587～1648），字集之，號圓海、石巢、百子山樵，懷寧（今屬安徽）人。以進士居官后，先依附魏忠賢閹黨，后以附逆罪罷官為民。明亡后在福王朱由崧的南明朝廷中官至兵部尚書、右副都御史，對東林、復社文人大加迫害。馬士英與他狼狽為奸，“日事報復，招權罔利，以迄于亡”（《明史·奸臣傳》）。南京城陷后乞降于清，跌死于隨清軍攻打仙霞關的石道上。所作傳奇今存《春燈謎》、《燕子箋》、《雙金榜》和《牟尼合》，合稱“石巢四種”。從文采斐然、辭情華贍上看，他確實是在竭力追步湯顯祖。[1]
編輯本段內容概述
《春燈謎》全以誤會法寫成，敘宇文彥觀燈時與女扮男裝的韋影娘彼此唱和，后韋影娘誤入宇文家舟，被宇文之母認為義女；宇文彥醉入韋家官船，被影娘之父怒送獄中。宇文彥之兄狀元及第，因唱名之誤改為李姓，以巡方御史審理此案；宇文彥恐辱家門，亦改名姓，被捧打之后釋放。后宇文彥亦考中狀元，兄弟倆都娶了韋家姐妹，宇文彥與影娘成婚。《燕子箋》寫唐代士人霍都梁與名妓華行云、尚書千金酈飛云的曲折婚戀故事。《雙金榜》演洛陽秀才皇甫敦遭到兩次誣陷，導致妻離子散。后來二子登科，全家團圓，皇甫敦亦授官職。《牟尼合》寫梁武帝之孫蕭思遠與妻荀氏、子佛珠的離合故事。[1]
編輯本段藝術特點
矛盾處理
在處理激烈的矛盾沖突時，阮大鋮最大限度的回避直接的交鋒。劇本中作者塑造了冤案的制造者和蒙冤者，在受害者蒙冤面對冤案的制造者時，不是進行義正詞嚴的辯護，不是進行頑強不屈的抗爭，而是忍氣吞聲，默認自己的不幸或者干脆逃亡。如《牟尼合》中的蕭思遠被封其蔀誣陷為謀反大罪時，只有四處逃亡。《春燈謎》中的宇文彥被誤判為獺皮軍賊時，也只是進行輕描淡寫的解釋說明，解釋說明無濟于事，只得悲嘆為“時受命監官羅與孛”。《雙金榜》中皇甫敦被誤為盜，藍廷璋礙于弘農郡太守汲嗣源大人之面和皇甫敦為名儒而免杖責，只是發配僻遠之所，而皇甫敦似乎也無法解釋自己何以為盜了。只得哀嘆道【前腔】（生）這個罪名憑你冤坐，也是我年月災限，撞在這里，辯也枉然。在阮大鋮的戲劇中，這種六相圓融的出世作風幾乎隨處可見，或許這是阮大鋮自己的人生觀的寫照。從阮大鋮的生平經歷看，他以“有官萬事足”自勉，對于功名利祿有著超乎尋常的狂熱。在派系斗爭激烈的官場上，他既乏操守，又無立場，唯名利是趨，進而宣稱“是非人我俱堪笑，忒地尋煩惱”，“坎止蜃樓，冤親圓相，終生之照心而無明起也。盲攻聵詆，大約蚩蚩焉”將是非對錯等觀念一筆抹煞。阮氏家族是以修正派心學作為家學的，而修正派心學認為人心易為功名財富等外物所蒙蔽和牽制，而這些外物是“去之也不能，雖圣人也不必使之去”，必須“法以制之，德以化之”，方能使之聽命于人。這種家學可能在阮大鋮成長的早期起過重要作用，阮大鋮后來急于事功或許可以從這里找到部分的依據。但是不僅如此，他叔祖自華和生父以巽嗜佛又帶給阮大鋮另一方面的啟示，使其思想染上了濃重的釋教色彩。阮大鋮咖啡豆的所謂“坎止蜃樓，冤親圓相，終生之照心而無明起也。”正是由此立場出發，意思無非是說，一切皆為幻象，爭斗雙方原為一家，彼此交攻實是迷失本性的表現。劇中一旦寫到雙方相持不下，發生矛盾沖突時，就以斗爭毫無意義，不過時盲攻聵詆為借口，采取折中調和的辦法，平分秋色，討好了事。以“是非人我俱堪笑”籍佛老思想達成于現實世界的妥協。所以 ，劇中盡管有劇烈的矛盾沖突，但我們看不到白熱化的斗爭。對于這種現象，我們認為是不宜加以非難的，因為這符合中國傳統的讀者閱讀期待。中國是禮儀之邦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，要求中正仁和，拒絕血與火。阮大鋮的這一路，可以說是典型的中國化，民族化的路子。